文艺批评·新书选读 | 王尧：忽然便有江湖思，在文学的字里行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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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便有江湖思：在文学的字里行间》
王尧 著
译林出版社 即将推出
编者按
《忽然便有江湖思：在文学的字里行间》（王尧 著，译林出版社 即将推出）集了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学者王尧教授学术体系外的另一种文学批评，凡二十三篇。王尧问历史、观思潮、论作家、谈理论、说方法，也反求诸己，盘桓于问题、思想、学术的历史之域现场之境，此之谓“忽然便有江湖思”。学术思想的文体形式也是王尧教授关注的问题。集中篇什多为短章，但思绪悠长；不故作学术状，但学术之心澎湃不已。所论或率真或婉转，或浅白或深邃，或感性或知性，文学信仰、问题意识与赤子之心是这些文字的底色。文艺批评今日推送该书的跋以及第二辑中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一文以飨读者。在文中王尧老师提出了“作为‘方法’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说法，认为史料研究应该形成“方法”意识而非“在平面上重复”的“炒冷饭”，并需重新理解作为史料的文学制度和文学批评的意义。在这些观点的背后，彰显的是王尧老师作为一名写作者的赤子之心和对文学精神的始终如一。
本文节选自《忽然便有江湖思：在文学的字里行间》（王尧 著，译林出版社 即将推出），感谢王尧老师授权推送！
王尧
作为方法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
近几年，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兴起，尤其是史料整理一时蔚然成风。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固然是当前文学史料整理热潮产生的原因之一，更多的则与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意识的深化和学术研究的成熟有关，一些整理者和研究者个人的特质和学术兴趣也促进了史料整理与研究工作。但史料意识和学科意识的强化，并不等于当代文学史研究“学术”分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思想”淡化具有合理性，同样也不助长史料的整理远比当代文学史论述更有学术生命力这样的偏见。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茅盾专辑·第一卷·上册》
唐金海、孔海珠、周春东、李玉珍 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05
其实，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意识萌生较早，由茅盾、周扬、巴金、陈荒煤、冯牧担任顾问，并由茅盾作序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1978年便开始筹划，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苏州大学、复旦大学等合作编纂，此后由多家出版社陆续出版。丛书大致分为作家研究专集（包括作家的生平和创作、评论文章选辑和评论文章目录索引、作家著译系年目录等）、按文体分类的综合研究资料、文艺运动和文艺论争研究资料、文学大事年表、文学期刊目录索引、当代作家作品总目索引和评论文章总目索引等。在某种程度上，这套丛书大致确定了很长一段时间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分类和编辑方式。参与筹划和编辑这套丛书的卜仲康教授，八十年代中期和我谈到他最大苦恼是，这样的研究资料是否为学术成果在许多大学存在分歧。三十多年过去了，这样的分歧依然存在。
《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史料·索引卷2》
丁景唐 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11
相对成熟的史料整理与汇编成果是江曾培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1997年1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该大系凡二十集，第十九集、二十集为丁景唐主编、徐缉熙副主编的《史料·索引卷一》、《史料·索引卷二》。《史料·索引卷一》与其说是“索引”，毋宁说常见的“文献选”。本卷分为“党和政府有关文艺问题的文献史料”、“中央报刊的有关社论和文艺界领导人的文章、讲话”、“文艺运动和文艺论争”、“社团史料”和“刊物史料”等五个方面以及徐缉熙编“文学运动纪事”。——这一分类和所选文献内容也是通行的文学史料选的“惯例”。相比较而言，《史料·索引卷二》作为文献的价值更为重要，它分为“著作图书编目”和“期刊编目”。“著作图书编目”收1949—1976年间出版的文艺理论、文学创作图书五千余种，按类别分为中国文学史、文学基本原理、文学研究、中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电影、儿童文学、民间文学和综合等12个部分。这是一种相对完整的文学目录。
在谈到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时，我个人的习惯表述是“整理”与“研究”。这之于我对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状况的基本判断，也陈述了我对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过程的一般认识。“整理”是“研究”的前提，如果整理不是堆砌和复制，那么整理无疑带有研究的性质。事实上，对史料的收集和整理，是一种学术行为。尽管文学史料学也可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我觉得史料学还是服务于文学史研究的，没有孤立的史料整理与研究，史料整理和研究是和文学史研究相关联的。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史料整理与研究文学史研究的一部分。换言之，我们存在如何整理文学史料的问题，但在整理之后如何研究，同样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重要学术问题。如果把史料的整理简化为文献的汇编或者以新的分类重编文献，而忽视对现有文献是否具有史料价值的判断，忽视对史料的再挖掘、拓展和考订，那么这样的史料整理可能会为一般的研究者提供查阅资料的方便，但就学术价值而言只是平面上的重复，通俗地说就是“炒冷饭”。如果之于这样的现状谈当代文学史料学显然是苍白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提出作为“方法”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这一问题。
由于学科的特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通常没有受过严格的文献学、目录学等专业训练。在历史学、哲学史研究领域，关于史料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中国学者有诸多成果，许多重量级学者都有特别精辟的论述。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有成熟的文献学，与之相关的版本学、校勘学和目录学也是治古典文学者必备的专业知识。如果我们接受文献学是版本学、校勘学和目录学三者的结合，就会意识到我们需要在知识、理论和方法上补课。在借鉴和传承古典文献学时，不能以为文献学只是要求研究者收集、考订、结集、编撰、注释和出版文献，而忽视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除了“辨章学术”，还要“考镜源流”，即研究和揭示文献中的各种学术观点和思想的产生、演变和相互关系及其在文学史中的构成和价值。我个人以为，就现当代文学而言，这一点特别重要。——这就需要史料整理与研究者的学养和价值判断。
潘树广
顾颉刚
在先天不足的同时，我们又面临着现代以来文学生产方式的变化，特别是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对文学生产方式和研究方式的影响甚至是改变。古典文献学是以考证典籍源流为主要内容的学科，而当代文学文献的内容、形式（包括载体）都出现了大的变化，古典文献学已不足以应对之。我大学时的老师潘树广教授开设《文献检索》课程，涉及版本、校勘和目录学等诸多领域，我们也只是学到了简单的入门知识。潘教授后来主持编撰出版了《中国文学史料学》，潘教授辞世后，他的助手黄镇伟、涂小马教授修订《中国文学史料学》，融入新知。这是目前为止最为完备的贯通古今的中国文学史料学著作，它对新的史料形式（载体）也做了相当成熟的论述。史料分为文献（文字）与实物，顾颉刚先生在《史学研究入门》中谈到史学研究从实物到文献的侧重。我们做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仍然以文献（文字史料）为主，但显然要兼顾到图像、影像、口述和网络文献等。当代文学生产方式的变化，无疑赋予了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的独特性，这是当下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的新内容。传统意义上对史料的理解，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被突破和拓展。
“史源”的局限也是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中的突出问题。陈垣先生当年在北平的一些大学开始“史源学研究课程”，专门讲述史料的来源问题。由于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当代作家的生存方式、创作方式和古代作家甚至现代作家都有大的不同，一些文化样式已经消逝或者式微，当代文学史料的“史源”远远不及传统意义上的“史源”丰富复杂。按照“史源”的分类，文学总集、别集是最基本的史料，其次是文学活动的当事人或事件的目击者的著述，再次是文学批评和文学制度的史料。史料分布在各体史书、类书、方志、书目、家谱、年谱、档案和近现代报刊中。目前当代文学的史源主要是报刊杂志发表或正式出版的作家著述（包括文集、日记、书信、回忆录、自传、访谈、口述等），已经公开发表和出版的政治人物的讲话、党和政府文件、报刊社论，以及文学批评文章等。
《青春之歌》杨沫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01
《白鹿原》陈忠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06
显然，目前的当代文学史料整理大多是在做驾轻就熟的工作，其价值也当肯定。是重但更为重要的是在现有基础上挖掘“陌生”的文献，也就是说需要发现新的史料。由于政治文化的特点，许多档案尚未解密；一些史料则由于运动、管理或其他原因散佚、毁坏，这几年一些民间收藏者开始披露一些史料，有学者将这些史料称为“稀有史料”或“罕见史料”。版本问题也是近几年关注的一个话题，比如《青春之歌》、《白鹿原》等作品的修改。在跨文化语境中，其他语种的译本现在看来也需要纳入到版本研究中，尽管难度比较大。多年前，关于“地下诗歌”的创作时间，曾经引起争论，核心问题是需要确证后来公开发表的、名为“地下诗歌”的作品写作时间是否在“文革”时期。这一工作未有进展。“手抄本”小说作为一种现象，当代文学史也有提及，但多数论述是基于“手抄本”修订而成的公开出版的文本。以《第二次握手》为例，我所见到的“手抄本”就有两种，这两种“手抄本”在传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差异。作者张扬后来创作的《第二次握手》已经不是“文革”时期“手抄本”的面貌。我在阅读手抄本《九级浪》时意识到，如果我们打破当代文学史只讨论公开出版物的藩篱，将《九级浪》纳入文学史考察对象，那么我们对九十年代王朔现象和“顽主”形象就会重新评价。
各种手抄本
张扬《第二次握手》
毕汝谐《九级浪》
原稿“残骸”照片
如果编制当代文学作品“目录”，“手抄本”以及近几年有影响的“网络文学”不能付之阙如。传统目录学关于目录的编纂和利用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对史料整理与研究仍然是有效的。和古典文学已有大量的“目录”（史志书目、诗人藏书目、国家书目、地方文献目录、个人著作目录、专科目录和丛书目录等）不同，当代文学尚未建立起完整的目录。通常情况下，史料的收集与整理需要借助目录，但目前并没有相对完整的当代文学目录（一些学者做了相对完备的阶段性文学目录或文体分类目录）。除了图书目录、报刊杂志目录外，“非书资料目录”也要合并到文学目录中。这里的“非书资料”（Non-book Materials），也就是现在通常所说的音像制品，电影，纪录片，网络文献等。目录的编撰需要细心考订和鉴别，以《史料·索引卷二》为例：文学史部分收麦啸霞著《广东戏剧史略》（广东省、广州市戏曲改革委员会重印），编目者未标明重印时间，根据笔者了解，广东省、广州市戏曲改革委员会于1955年以“内部资料，仅供参考”的名义重印了麦啸霞这部1940年撰写的著作。“文革”时期，广东省、广州市戏曲改革委员会当无法工作，《广东戏曲史略》在这个时期“重印”的可能性存疑。文学基本原理部分，编目近三十种，收录著作出版时间最早的是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写、天津人民出版社1971年4月出版的《革命现代京剧常识》。这一部分的编目和文学研究部分在类型上有交叉，有些著作更适合编入文学研究的目录之中，如山西长治市图书馆、长治市文化馆编印的《文艺短评》，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印的《文艺评论集》，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评论组编写的《短篇小说创作谈》，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编《鲁迅作品分析》等。
《毛泽东年谱》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11
当代作家的年谱这几年陆续出版了多种，关于作家个人的创作、活动等比较详实，但与现代作家的年谱相比，相关作家、文学思潮、文学事件的叙述显得单薄。这些年谱中，作家是鲜明的，但时代是薄弱的。史书、方志一直是古代文学的重要“史源”，在当代文学的重要性则小了许多。部分史书、方志涉及到一些文学史料，比如《上海县志》便有《虹南作战史》的成书。政治人物的年谱或者回忆录中也有与文学相关的史料记载，比如《毛泽东年谱》等。我尚未见到当代作家家谱的出版物，在目前家谱尚不在当代文学的“史源”范围。有些作家的著述如日记、书信等尚未出版（或者没有日记，也很少有书信）。当代文学口述史料并不发达，一些学者开始重视文学口述史的工作，由声音转成文字的逐渐增多。如何将口述史料纳入到整理与研究中需要加强，而这一学术工作的前提是首先做出更多的口述，而后才能成为“口述史”。如前所述，当代文学由于其“当代”特点，史料是在不断的累积过程中，也有一些特殊的形式或文体。比如说“编者按”、“卷首语”、“编后记”、“读者来信”、“检讨书”、“稿签”、“会议记录”、“稿费单”等，都是具有当代特点的史料，史料的整理目前尚未充分顾及到这类文献的收集、辑录和汇编。
当我们在谈及史书、方志等“史源”时，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当代文学史料与其他非文学史料的“关联性”问题。如果说史书、方志等只是“史源”，那么其他跨学科的史料则是理解文学史料的不可或缺的参照。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史研究大概都无法离开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化（文学）交流史以及生活史的考察，当代文学研究尤其如此，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事实上，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一直牵扯到这些学科，但我们的史料整理尚未充分涉及这些学科的史料，就文学制度、思潮现象、运动论争而言，单一的文学史料不足以解释文学史进程。以文学的“内部读物”为例，我们都知道当年这些“内部读物”曾经对作家的思想转型和创作产生了影响，但是如果我们不熟悉其他学科或领域的“内部读物”，就不可能理解出版“内部读物”时的政治语境、文化生态以及当年的思想空间状况。因此，需要拓宽文学史料的“边界”。
发现、拓展史料的范围是需要花死功夫的。对现有文献不断重复的编选，即便是以新的方式编选，虽然确实为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做了有意义的工作，但只是“存量”的盘活，而不是“增量”的获得。史料整理包括收集、阅读、鉴别和研究，现在不仅需要拓展和深化史料收集的范围，而且需要鉴别和研究。即便是对现有文献的整理，也需要我们通常所说的“史识”，文献的编选同样反映了编选者的价值段。如果以为重视文学史料，是因为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无需学术和思想，那是极大的误解。如果某位学者被称为“史料学家”，那么他一定是既肯花功夫又有见解的学者。做史料整理与研究同样需要学养、思想，不是研究者赋予史料以“思想”，而是因为研究者有“思想”才能发现史料的价值，才能持续“整理”之后的“研究”。至于史料的“发现”，可能有两种：发现无用的史料，发现有用的史料。有些史料本来是没有价值的，是无用的，是在学术的演变中被淘汰了，现在有些学者会一些无用的史料做文章。所谓“有用”在我看来这些史料能够为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制度研究和文学史论述提供补充或改写的文献。
当我们意识到无论是狭义的文学批评还是广义的当代文学史研究都需要史料的支撑时，我们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学术研究问题，即史料研究如何补充、拓展、修正、改写中国当代文学史论述（包括教科书式文学史的宏观和微观的叙述与观点）。如果我们按照史料的内容分类，当代文学史料大致可以分为文学制度史料、文学创作史料和文学批评史料，这三者当然是有交叉的。我曾经将当代文学史著作的构成简单描述为文学制度加文学创作的综合，这些年来关于文学制度的研究成果斐然，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改写了我们熟悉的文学史内容，现在的问题是：其一，当我们研究新发现的文学制度史料或者重新解读旧的文学制度史料时，如何来调整、修订文学史的个别和整体论述，从而有所改变文学史著作的内；其二，文学制度的研究仍然最终要作家创作相关联，制度的规定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作家的创作。我以为，后者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结构中国文学传统》
陈国球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02
对文学制度和作家作品的研究，又通常是通过不同时期的文学批评来完成的，因而我们需要重视作为史料的文学批评研究。这不只是文学批评史的问题，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来思考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写作的关系是史料整理与研究中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即文学批评是如何影响了文学史写作的。韦勒克在《文学原理》中对理论、批评、文学史三者的关系有深刻的论述，在此不赘述。文学批评对作家作品做了最初的历史化的处理，这些构成了文学史写作的基础。也就是说，文学史的论述吸取了当时文学批评的成果。这种吸收是一种选择。陈国球教授在《结构中国文学传统》用相当的篇幅讲“结构主义与文学史”，其中介绍了布拉格学派第二代代表性人物伏迪契卡的一些观点。在伏迪契卡看来，文学史家除了要了解文学结构的发展外，还要整理出文学基准的发展情况，他认为可以从三个途径获得重建基准所需的材料，其一是文学批评。伏迪契卡说：“最丰富的数据在于批评文学的言论、评论所采的观点和方法，以及指向文学创作的种种要求。”在不同时代或阶段，文学批评经常讨论的作家作品，其实就是历史化、经典化的过程，而文学史著作对文学作品的阐释通常是建立在文学批评基础之上的，在这个意义上一部文学史又潜藏着一部文学批评史。在文学史的结构中，我们需要讨论文学制度的规范性或规定性以及理论和批评所强调的准则对文学作品生成的影响，对作品意义阐释和经典化的影响。——我们需要重新理解作为史料的文学制度和文学批评的意义。
跋
结集在这本书中的文章，是我的另一种文学批评。
从上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写作《中国当代散文史》开始，我问学之初也想走一条有“体系”的著述道路。盘点自己的学术写作，像模像样的“论文”居多，最长的一篇论文有六七万字的篇幅。这是我这一代学人在接受学院训练后的正常现象，我又以自己理解的学院方式训练我的学生。
《中国当代散文史》
王尧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然而我又是一个心仪中国文章传统的人，在“学院”中又在“学院”外。现代学术建立之后，学术论著成为一种规范的学术建制，这是无需否定的。但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文体是否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我觉得回到文章传统或者两者兼容是可能的。或许因为如此认识，我写了若干学术短论，一些也可称为学术随笔。这些文章大多数五六千字左右，最长的也在万字以下。这些文字引经据典少，注释也少，甚至没有注释；所谓学理性的表述，也不乏感性方式。我的许多想法，虽经斟酌，但更朴素的散落在文章中。中国的学术文体多样，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这些文章大致观思潮现象、谈理论、说方法，也有我自己的创作谈。说这说那，其实都是说的文学中的人，因而用了一篇文章的题目《我梦想成为汉语之子》做了书名。访谈也是学术文体之一种，书中两篇访谈反映我的所思思想，和其他文章互为补充。
日子过得好快，转眼已是芒种。天气时阴时晴，吃了枇杷，等着杨梅泡酒。小时候在乡下，这个时日会把向日葵籽种进土里，然后等阳光雨露，等葵花向阳。我现在要播种什么呢？
本文节选自
《忽然便有江湖思：在文学的字里行间》
（王尧 著，译林出版社 即将推出）
《忽然便有江湖思：在文学的字里行间》
王尧 著
译林出版社 即将推出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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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一
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
寻找小说艺术变革的力量
长篇小说写作是灵魂的死而复生
“新乡土叙事”随感
跨界、跨文体与文学性重建
文学批评与“文学性”重建
辑二
作为文学史研究过程的“历史化”
作为方法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
“强制阐释”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当代文学综合研究中的分期问题
历史与常识
辑三
历史经验、文化现实与文学写作
重建文学与精神生活的联系
回到文学的常识
统一论述的背后
在困境与困惑的打磨中生长
何谓批评家与批评家何为
辑四
关于莫言和莫言研究的札记
关于汪曾祺和汪曾祺研究札记
谈论阎连科的一种方式
辑五
我梦想成为汉语之子
关于文学批评的闲言碎语
我只想做一个写作者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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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 | 网络
编辑 | 王羽婷